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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毛泽东对江青说：“历史就是历史。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

　　江青原名李淑蒙、李云鹤，艺名蓝苹，1913年出生，祖籍山东诸城。1928年，江青入济南一个戏班学戏。1929年春进山东实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0年底在济南同一个黄姓商人的儿子结婚，但几个月后又离婚。离婚后，江青去青岛大学图书馆谋了一份工作。在青岛大学，江青认识了进步青年俞启威，俞启威又名黄敬，是国民党航空总署署长（后为兵器总署总监）俞大维的侄子，但他本人是中共党员，建国后曾任天津市长、市委书记，机械工业部长等职。1931年，江青同俞启威结婚，受俞的影响，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海滨剧社”，进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33年2月，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俞启威被捕，江青与其婚姻关系也随之结束。

　　同年，江青来到上海，继续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10月被捕。出狱后，江青跻身话剧和电影界，因扮演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开始出名，接着又在影片《狼山喋血记》、《王老五》和话剧《大雷雨》中获得成功，成为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电影、话剧两栖演员。这期间，她又结识了评论家兼编剧的唐纳。1936年他们结了婚。此后，江青掀起几次情海风波，闹得唐纳死去活来，几度自杀，一时成为30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

　　1937年8月下旬，江青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是入中央党校学习。翌年10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江青担任戏剧科的教导工作。同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这时江青24岁，毛泽东45岁。

　　婚后不久，江青调动了工作，从鲁艺转到毛泽东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他们还搬了家，由凤凰山迁到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里。婚后一段生活是比较平静和谐的，有材料说连“江青”的名字（此前称蓝苹）都是由毛泽东给起的。

　　1940年，李讷诞生了。

　　江青比较争强好胜喜欢出风头，干什么事情都想占上风。从1939年在延安时江青与周恩来赛马就可见一斑。当时周恩来要去党校讲课，先到毛泽东那里去请示一些问题，出来时，江青一定要送行，她要和周恩来赛马。当时中央领导骑的都是老马弱马，江青骑的是贺龙送的雄健的好马，江青打马从周恩来的马旁冲过时，周恩来的马受惊，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下来，右臂折断。经当时在延安的医生柯棣华大夫治疗，效果不理想，留下残疾。为此，毛泽东曾严厉斥责过江青。还有一件事情，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韩桂馨负责协助江青照料毛泽东的起居，江青要求韩桂馨帮助毛泽东补衣服，韩桂馨针线活做得不好，而江青的针线活做得相当漂亮，李讷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江青做的，如裙子、布拉吉、棉衣、棉裤、毛衣等。当韩桂馨把补好的衣服给毛泽东送去时，江青接过衣服，向毛泽东走去，以嘲讽的口气对毛泽东说：“你看看阿姨干的活，她补的补丁，哈哈，针线多粗啊。”当时毛泽东正在写作，并未注意江青喊什么，当他弄清事情真相后，走到江青面前，指着江青的鼻子说：“你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了？我看就比你强！”事后，毛泽东告诉韩桂馨：“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转战陕北期间，江青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负责的。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经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是长发披肩，而是梳成了两条小辫子。她的着装非常得体，总要显出娇好的身段才行。江青在处处表现自己的优点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如她的骄傲、风头欲和顽强的自我表现欲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她和毛泽东的感情。

　　随着战争环境的改善，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一些微小的变化，两人的争吵有时也表面化了。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开始后，有的同志反映江青在上海历史有问题，江青获悉后，找毛泽东诉苦，抱怨有人在故意整她，希望毛泽东能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答应，江青缠着不放。毛泽东严厉说，“历史就是历史。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江青见毛泽东不帮她说话，恼羞成怒，便与他吵了起来。江青的无理取闹激怒了毛泽东，他朝江青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江青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陕北杨家沟时，生活条件艰苦，她只能讲究一下咸淡。后来条件好起来，能吃到猪肉和鸡，江青开始注意起饮食搭配，讲究起饮食结构起来了。比如毛泽东要吃红烧肉，江青便悄悄减少肥肉增加瘦肉，并把干青菜烧进去。对江青的做法毛泽东基本上能接受但不说好，也不说不好。江青在自己注意改变饮食结构的同时，也竭力想影响毛泽东，毛泽东喜欢吃辣的、咸的菜肴，但江青反对，终于江青和毛泽东在饮食问题上闹起了矛盾。毛泽东对江青说：“吃不到一起可以分开，今后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我的事不用你管。”

　　在饮食问题上，毛泽东与江青有分歧；在作息上，两人也有不同。毛泽东极少按大自然的规律起居，而江青却是按时作息，其结果常常是睡觉了，毛泽东还在办公；江青起床了，毛泽东刚吃“晚饭”，所有这些均直接影响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为人处世上，毛泽东和江青也有差异。江青喜欢嘀咕人，火上加油的事经常干。毛泽东对谁发火，江青嘀咕谁；毛泽东对什么事不满，她就跟着嘀咕什么事。为此事，毛泽东特地提醒江青：“你这个人哪，跟谁也合不起来！”“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毛泽东曾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窝，尽伤人。等我死后，人家非得把她整死！”

　　很长一段时间，江青的工作主要是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国内外不少人撰文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曾对江青法以三章，不准她参与政治，但至今无法见到有关的档案记载，也没有听到能够与闻其事的当事人的回忆。

　　进城以后，江青已经不满足于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她想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最初，她提出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对她的要求，毛泽东在1950年1月4日从莫斯科发给刘少奇和她的电报中说，

　　同

　　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须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决定。

　　可见，毛泽东对江青在家庭生活以外的活动，要求是很严格的。

　　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末的10年里，很少见江青有什么惹人注目的活动，她只在党内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职务。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江青挤了进去也当了个委员。当然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于是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报上只见她以“李进”之名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组长袁水拍，组员有李进、冯毅之等12人。另一次是在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的一首七绝中，题目是《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

　　50年代初期，江青的参政意识和权力欲开始上升了。在中南海丰泽园，江青总喜欢在来访客人面前卖弄，总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客人。而每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总使她难堪，批评她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除此之外，江青也试图管点闲事，她挂职于中宣部文艺处、电影指导委员会等单位。1951年，她反对电影《武训传》，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人民日报》社论；对江青组织调查组去武训家乡调查收集有关武训“劣迹”所产生的调查报告《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也亲笔修改，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江青积累了一点政治资本，但建国后前几届全国人大或政协，江青都不是代表或委员，直到1964年她才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上以山东省代表出现。

　　十三、毛泽东的诗公开发表，被江青当作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50年代，江青曾四次访苏，名义上养病，实际上也在从事一些外交活动。从苏联回国后，江青继续过着休息疗养的日子，通常是春天到杭州，夏天去北戴河或青岛，秋天到上海，冬天到广州，因此，毛泽东曾经说她是“候鸟”。在疗养中，江青仍在想方设法跻身政治舞台。1954年，江青插手关于“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场运动。

　　江青搞摄影是从1949年夏在苏联养病时开始的。她逢人喜欢炫耀自己摄影技术高明过硬，说她有一次为了要拍彩霞，竟耐心花了20天的工夫。据后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调查所得，她使用的照相器材、胶片、照相纸，以及洗印药品等都要进口货。1972年她一次就从香港买了伊曼彩色底片6万米。1971年7、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登出她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总题的13张摄影作品，署名峻岭，每张都是占了全页版面的彩色照片，其中还有一张是林彪在读红宝书。

　　实际上，江青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内，亦非安分守己，沉默无闻。她以治病疗养为名，曾四次去苏联，回国后又不断地巡回于各大城市与风景区之间。

　　江青初去苏联是1949年4月，除自己查病之外，还带了女儿李讷去割扁桃腺。经医生检查，她只是官能性神经过敏，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况，不必住院，只须疗养一个时期就可以了。她到海滨索契等名胜之地的疗养院度夏之后，于当年秋天带着动好手术的李讷回国。

　　二次去苏联在1952年8月。因为上半年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下乡两次，把她累坏了，得了慢性胆囊炎。这次去做胆汁引流，又去黑海作矿泉理疗，还割除了扁桃腺，过了第二年的春天才返回北京。

　　1955年7月，江青第三次到苏联。这是因为妇科发现她的子宫颈口糜烂发炎，有致重癌的可能。她一听大急，不顾盛夏再去医治，但苏联医生表示尚需观察等待一下。她就返回国内，召集不少名医会诊。之后，先由妇科大夫将她的病历和病理切片送往苏联，自己则半月后再动身。这次是她四去苏联了，住到1956年春天，她的子宫颈口痊愈，慢性胆囊炎消失，方才归来。

　　江青前后四次去苏联，除了医院和疗养所之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随从有医务人员、警卫员、厨师、司机等。她的私人秘书和翻译，原有一中一苏两人，也尚嫌不足，后来又分配来一名留学生。她在所谓的休养日子里，大半时间是看欧美影片，由译员在旁边专为她翻译解说。此外就是玩照片，或叫人陪着打牌、跳舞。她吃腻了俄国菜，竟要从中国国内将蔬菜、水果用专机运去。然而她还不称心，认为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苏联高级领导官员的接见，是对她的很不尊敬。

　　江青在苏联也不单是休养，曾参与过一些外交活动。1949年初刘少奇访苏，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希望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同年10月底，毛泽东访苏，准备向斯大林送一些寿礼（斯大林70寿辰），礼品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去办理。江青也插手了，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于是除湘绣、瓷器、茶叶、竹笋外，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几乎占了一车皮。

　　江青回国后，继续过着休息疗养的日子，她常常喊头痛或肚子不舒服，出门坐汽车要用枕头垫着腰背，走路由两个人搀扶，还怕路不平。但尽管如此，晚上仍旧看戏看电影，逢有舞会必定参加。

　　她经常离开北京，在疗养中，她仍然想重返政治舞台。1954年9月中旬，她曾忽然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10月16日，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

　　10月23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随后，江青病了。一病就是7年———从1955年病到1962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首七绝，即：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里的李进，即指江青。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为毛泽东拍摄了许多幅相当精彩的照片。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那幅，题为“冷眼向洋望世界”。“仙人洞”这幅风景照也是江青的得意之作。1963年这首诗公开发表，被江青当作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事实上，江青拍照之前，已经了解到毛泽东的诗意。她专门召集了几位摄影家一起研究照片的构思，然后由摄影家们去选定了实拍的地点，还安装了电话专线，一俟景物和气氛符合拍照的设想时，立即请江青前来拍摄。江青到现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她瞧瞧镜头表示满意，便按动快门，拍几张彩色的，又拍几张黑白，然后扬长而去。底片由摄影家们收拾冲洗，印放了许多照片之后，再请她去选定认为最标准的一张。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便萌发了再一次爬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野心。

　　1962年9月，她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时候，她听到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于是她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把柯庆施找来，而施则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我支持‘大写13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于是，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江青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却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此文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十四、“文革”中江青的政治野心日趋突现，毛泽东日益不满江青的飞扬跋扈，告诫她不要搞“四人帮”。

　　1965年初，江青和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她久想批判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又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以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到1965年11月10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雄文”。

　　1966年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并决定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中央文革”。

　　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领导成员。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这样，江青作为“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随着运动的深入，1967年1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被掀出，“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为：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捕；1968年初，戚本禹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对江青还是比较信任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与江青谈论有关国事。

　　由于“文革”中毛泽东对江青持信任态度，加之江青也刻意捞取政治资本，因此江青在1969年中共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平步青云，并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政治野心日趋突显出来。

　　1970年夏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为争权夺利发生激烈冲突时，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支持江青。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在中共“十大”上，江青保住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

　　70年代初，毛泽东觉察到了江青的政治野心，对她的专横，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毛泽东也日趋不满，对江青竭力想跻身中国高层权力中心也日益不放心。

　　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让他分担病重的周恩来的工作。

　　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是泯灭不了的。因为她知道，邓小平是绝不会同她走在一条轨道上的。邓小平的复出和重新崛起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1974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却坚决反对。

　　毛泽东得知这次开会的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1973年底以来，毛泽东已多次批评江青，对江青的不满日甚。

　　1974年，有一次，江青要见毛泽东。通报之后，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一封信。内容是：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大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

　　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

　　这次求见未被获准。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有些事是让毛泽东很伤心的。比如一年前，毛泽东允许江青来见他，谁知她来了是为了要钱。毛泽东给了她3万元。江青走后，毛泽东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他气得流了泪。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

　　江青显得很不自在，尽管表现出一副矜持的样子，但她那种高傲和主角的气派不见了。毛泽东在当面批评她。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从毛泽东的住处走出来。有几个人的气色很不好，他们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毛泽东今天第一次给这几个人使用了这一概念。

　　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给他的一封信上做了如下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十一月十二日

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会上，邓小平强调整顿。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江青说。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政府！”江青又说。

　　江青还要求在会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答复：“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这时，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已是十分疏远了。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感慨地说：“老百姓离婚可以找法院，可我向谁申诉呀？”

　　可江青在公共场合，总打着“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了”，“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之类的招牌。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她在用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花制成的花圈上写下“您的学生、战友”“敬献”等字样。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起来时，她还大嚷大叫：“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历史是无情的。江青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到头来却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她的“女皇梦”也被化作灰飞烟灭。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江青。江青每次上庭，总是左顾右盼，作若无其事状。每次下庭，总问看管人员：“你看我样子，还神气吧！我就是要神气。”她在会见律师时，还要律师好好学习有关“文革”的文件，再为她发言和辩护。在法庭上，她公开大嚷：“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她吹嘘自己：30年来，我一贯追随毛主席。在国民党进攻延安时，在前线跟随毛主席的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女同志。并且质问：“那个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江青的话引起了一片嘲笑。江青自称，她在关押期间，每天闻鸡起舞，锻炼身体，目的是上法庭为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力。还说她“造反有理，坐牢”，“革命无罪，受刑”；“杀头坐牢，无尚光荣”。

　　尽管她一再抵赖，法庭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判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将江青的刑期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80年代末期，江青保外就医。

　　1991年5月，江青在自己的寓所自杀身亡，时年77岁。